"也不能说不是。"和尚不以为奇。"在中国帝王中，像有唐太宗那么多优点的人很少，唐太宗许多优点都考第一，当然他也有考第一的缺点，他在父子兄弟之间，惭德大多。有些是逼得不做不行；有些却不该做他做了。做过以后，他的优点又来收场，我认为他在事情过后，收场收得意味很深。盖这悯忠寺，就是证明。他肯盖这悯忠寺，在我们出家人看来，是种善因。"

 "判定善的真伪，要从他的做出来的看。做出来的是善，我们就与人为善，认为那是善；如果他没做，只是他想去行善。说去行善，就都不算。我认为唐太宗做了，不管是后悔后做了、还是忏悔后做了、还是为了女人寡妇做了、还是为了收揽民心做了，不管是什么理由，他做了。你就很难说他是伪善。只能说他动机复杂、纯度不够而已。"
这就是俗话所说的’有心为善，虽善不赏；无心为恶，虽恶不罚’。上面所说，重点是根本这个人要存心善，善是自然而然自内发出，而不是有心为善，有心为善是有目的的，跟善的本质有冲突，善的本质是没有别的目的的，善本身就是目的。至于无心为善，更不足道，只是碰巧有了善果而已，但比起存心为恶却反转出善果来的，当然也高明很多。天下最荒谬的事莫过于存心为恶，反而转出善果，这个作恶的人，反倒因此受人崇拜歌颂，这大不公道了！所以，唐
太宗所作所为，是一种伪善。"
 "刚才我说过，判定善的真伪，要从一个人做出来的看，而不是想出来的说出来的看。这个标准，也许不理想，可是它很客观。你口口声声要问一个人本来的心迹，你悬格太高了，人是多么复杂的动物，他的心迹又多么复杂，人的心迹，不是那么单纯的，也不是非善即恶的，事实上，它是善恶混合的、善恶共处的，有好的、有坏的、有明的、有暗的、有高的、有低的、有为人的、有为我的。而这些好坏明暗高低人我的对立，在一个人心迹里，也不一定是对立状态，
而是混成一团状态，连他自己也弄不太清楚。心迹既是这么不可捉摸的抽象标准，你怎么能用这种标准来评定他存心善、还是存心不善不恶、还是存心恶、还是有心为善呢？心迹状态是一团乱麻，是他本人和别人都难分得一清二楚的啊。所以，我的办法是回过头来，以做出来的做标准，来知人论世、来以实践检验真理。我的标准也许比较宽，宽得把你所指的存心善以外的三类–就是存心不善不恶、有心为善、甚至是存心恶的三类都包括进去了，只要这四类都有善行表现
出来，不管是有意的无意的好意的恶意的，只要有善行，一律加以肯定。所以我才说，唐太宗肯盖这个悯忠寺，是种善因。"

 "这么说来，法师还是肯定唐太宗了？"
    "当然肯定，任何人做出来的善我都肯定，而不以人废善。至于想去行善、说去行善，那只是一念之善，并没有行，那是不算的。善和行善是两回事，善不行，不算是善。"
"在近代中国，为国家做大事很难，政治中守旧的势力和小入势力太大了，这两大势力都是明明摆在那儿的，所以想为国家做大事，什么下场也都可以事先看得出来；既事先看得出来，还要不怕死、还要做，除了是一大痴汉外，还有谁肯干？凡是肯干的人，都要准备悲剧的收场。"
 "为什么一百年前这位和尚写了这手赵体字呢？这有什么道理吗？""可有道理呢，一百年前正是乾隆时候，乾隆皇帝喜欢赵体字啊！所以流行赵体。再往前，乾隆的祖父父亲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喜欢董其昌，所以当时又流行董其昌的字。一切都是上行下效，这是中国的特色。这也说明了，中国的许多事情，要办，都得从上面来。"

"谢枋得死的意义有他更高的价值标准，这种标准，是人为他信仰而死，这就是意义。至于他信仰的对不对，或值不值得为之一死，那是另一个问题。那种问题，往往时过境迁以后，可能不重要，甚至可能锗。例如谢枋得忠于宋朝，但宋朝怎么得天下的，宋朝的天下，得之于欺负孤儿寡妇之手，谢访得岂有不知道？所以，宋朝的开国之君，十足是篡位的不忠于先朝后周的大臣，不能不说是奸臣。这么说来，忠臣谢枋得，竟是为奸臣所篡夺到的政权而死，这样深究起
来，不是死得太没意义了吗？"
"因为他已经成了习惯。宋朝的三百二十年的天下、三百二十年的忠君教育，已经足以使任何人把这个政权视为当然，时间可以化非法为合法，忠臣是时间造出来的。时间不够，就不行。宋朝以前的五代，五十三年之间，五易国、八易姓、十三易君，短短五十三年中，走马换将如此，国家属于谁家的都不确定，又何来忠臣可言？事实上也没有忠君的必要。原因是那些君的统治朝代，都很短促，时间不够，谁要来忠你？但宋朝就不然了，宋朝时间够。时间够了，就行
。"
    "你可以把狗关在屋里，但要它对你摇尾巴，时间不够，就不行。"小和尚忽然插上一句。
但是，真正会读古书的人，必然发现：中国传统中’忠’的观念，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方向：就是’相对的忠’与’绝对的忠’。伟大的晏子，在齐庄公被杀时候，不肯死难。他的理由很光明，他说：’君为社稷死，（我）则死之；为社稷亡，（我）则亡之。若（君）为己死（为）己亡，非其私昵，谁敢任之！，齐庄公既然是因为偷别人老婆而被本夫所杀，显然不是’为社稷死’、’为社稷亡’，对这种无道之君，国之大臣，是不会为他死难的，但他的’
私昵’，却可以为他死难。所谓’私昵’，不是别的，就是统治者的家臣和走狗。
不幸的是，中国传统思想中，’相对的忠’的一系，未能正常的发展下去；而’绝对的忠’一系，却被杠上开花，反常的演变变得愈来愈不成样子，直演变到三纲五常化的境地，’君’变’君父’、’臣’变’臣子’。于是，’生我之门死我户’的’私昵’之’忠’，变成了中国’忠’的观念的主流。就这样的，临难死节的要求，便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正宗。
同时两个人，前面屈突通射儿子；后面尧君素射太太，中国的忠臣自己还没尽到忠，却先将家人做了血祭！
例如当时在他眼中，蒙古人不是中国人；他的国家观念，也不明确，他认为亡国，事实上亡的是宋朝赵家这一世系，中国好好的，并没有亡。但评论历史人物必须设身处地，以谢枋得当时的见解，他死得并非没有意义，我们尊敬他，是为了他为他的信仰殉道，而不是信仰的内容，因为那种内容，五六百年下来，早已都不成立。宋朝固然是中国人中国史，元朝也是中国人中国史。"
 "致斋在心，吃素是一种精神，精神影响了行为，一般人不了解，全弄错了。鱼和肉叫腥，臭菜–葱、蒜、韭菜等等–叫荤，大家以为荤是鱼和肉，所以吃斋只是不吃鱼和肉，而大吃臭菜，这是精神上先没了解吃素的真义；至于有的庙里大做素鸡素鸭，那简直是精神上完全在吃荤，一点也没吃素的本意了。"
 "袁督师的不幸是，他生前死后正好碰上明清两个朝代，明朝说他是清朝的，清朝说他是明朝的，结果明朝又亡了，没法替他公开昭雪；
 "个人只有和群体的大多数一起浮沉，才能兔于被残忍对待，个人太优秀了、太特立独行了，就容易遭到群体的迫害，群体是最残忍的，个人比较好，群体比个人不是更好就是更坏，群体比个人极端得多。所以，优秀的个人如果优秀得过分，就得准备付出惨痛的代价给群体，作为’冒犯费’。
群体是健忘的、是非不定的、忘恩负义的、残忍的。愈是伟大的民族，愈有这些特色。
所以，有一天，当你遭受了这种待遇，你可能变得爱中国，但却不爱中国人。那时候，请你记得我的话，群体就是这样的，你不要奢求，你求仁得仁就好了，一笑而死吧。群体会歌颂你，那也在二百五十年以后，
但康先生知道中国政治局面的复杂，就便以我的地位，要想办成一些事，有许多时候，也不能正面处理，而必须以迂回委婉的手法处理不可。
事实上，维新分子在岁月的侵蚀后，往往就是新一代维新分子眼中的保守分子。那咸丰皇帝的弟弟恭亲王，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？
严格说来，寺庙这些有形的东西，除了有艺术的、建筑的和一点点修持的功能外，离真正佛门精神，诚如你所说，十分疏远。自佛法人中国来，演变得好奇怪，一开始就走入魔障，大家没能真正把握住佛门实质，反倒拼命在形式上做功夫，佛门的大道是无形的，可是自命为佛教徒的人，却整天把它走得愈来愈有形，盖庙也、念经也、打坐也、法会也、做佛事也……这些动作，其实跟真正的佛心相去甚远了。
但是，佛教传到中国，中国人只知出世而不知入世，只走了一半，就以为走完了全程。他们的人生与解脱目标是’涅槃’，以为消极、虚无、生存意志绝灭等，是这种路线的目标，他们全错了。
这样看来，坐在这里的大日如来，站在两边的文殊、普贤菩萨，其实都是假身，他的本身的塑像，恰好反证了这种造形的虚妄。如果木雕有灵，这三位托假身以现身五浊恶世，真不知他们做何感想？难道在大雄宝殿中受入膜拜，就算完事了吗？真的佛、真的菩萨绝不如此。所以呀，我看，他们三位真要不安于位呢！他们与其附托在木雕像上，还不如附身在忐士仁人身上，以舍身行佛法呢！哈哈，老兄以为如何？"
    梁启超点着头，望着湖南人，
微笑着：
    "既然可化魔王为佛身，自然可化佛身为志士仁人之身，这种推论，是可以成立的。所以，姑且可这么说：志士仁人的殉道，既是志士仁人舍身，也是佛与菩萨的同死，是不是？
    "可以这么说。"湖南人微笑着，"不过，佛和菩萨可以化身为千千万万，大神附体在志士仁人身上，所死不过是他们自己干下万万分之一，死得不是全部，但是志士仁人却不然，志士仁人自己只有一个，所以一旦
舍身，所死就是全部。这样看来，未免不公平。哈哈！"湖南人不微笑了。

在’一真法界’里，一切的多少、大小、长短，都是虚假不实的，超越有无、超越时空的’一真法界’里，一念百千劫，百千劫在于一念；一粒微尘就是十方国土，十方国土也是一粒微尘，一即一切、一切即一。所以，志士仁人以一个自己舍身，其实与千千万万佛与菩萨舍身并无不同，佛与菩萨也没占到什么便宜。
陶渊明诗里说他在长江边种桑树，种了三年，刚要收成的时候，忽然山河变色，桑树’柯叶自摧折，根株浮沧海’，一切成绩，都漂失了，但他并无悔意，因为’本不植高原，今日复何悔’–本来就不在安全地带种树，又有什么好后悔的呢？
"穿的谁家的衣？"贼问。
    "穿的朋友的衣。"保镖答。
    "吃的谁家的饭？"贼问。
    "吃的朋友的饭。"保镖答。这是真话，因为保镖的，正是吃的是贼的饭–没有贼这一行，谁还要找保镖呢？贼正是衣食父母啊！
工业时代的人们、有钱的人们，脑中很少有修补的观念，可是农业时代的穷困中国人，他们却把任何可以报废的东西都不报废，他们珍惜旧的、爱护旧的、对旧的发生感情，他们宁肯钉钉补补，也很难汰旧换新。这种情形，变成了一种定律、一种习惯，最后变成了目的本身。所以，最后问题不再是有没有能力换新的问题，
而是根本就先排除换新，一切都先维持旧的为天经地义，不能维持则以修补旧的为天经地义。所以，中国人的家里，有着大多大多十几年、几十年、乃至上百年的用品，父以传子、子以传孙，相沿不替。农业时代的穷困，形成了中国人的惜旧观念，从一套制度到一个脸盆，都无例外。
他的理论是：做人君的，岂是高高在百姓之上的？而是主持社稷；做臣子的，岂是为领俸禄混饭吃的？而是维护社稷。所以人君死是为了社稷而死，做臣子的，就该和他一道死，’君为社稷死，则死之；为社稷亡，则亡之。’晏子认为：如果做人君的，死的原因不是为了社稷而是为了他自己，那么陪他死的，只合该是那些在他身边，跟他一起混一起谋私利、谋小集团利益的宠幸、私呢和亲信，才有份儿，堂堂大臣是不干的。
国与国之间是没有什么道义可讲的，国与国之间讲道义，根本是白痴。但人与人之间却不同。日本人并非不讲道义，但只在人与人之间，你们到中国来，至多是站在人与人之间的道义帮助中国个人。"
 其实，这就是人生，你不能全选全得，你有所取有所不取，有所不取就该坦然面对有所失，有所失就有所惜。

人间虽众生百相，但只能做一种人–只能选择做一种人，同时还得拒绝不做其他许多种的人，尽管其中还不乏有趣的、吸引人的成分。
中国是有皇帝的国家，已经几千年了，这个传统你必须重视，即使是利用，也是重视的一种。
我深信中国当学英国，要挟天子以行共和。至于谁为天子，只要有传统象征作用的，都可以。